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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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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周恩来等推行计划生育大事记
我们的农业发展很不平衡，在地区的分布上，有的地区人口很密，每人平均得不到一二亩地；有很多地区则人口极少，移民也不容易一下都移了去。所以，在长期内发展生产要靠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这就需要我们很大的努力。我国的人口还在增加着。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这样估算太粗糙了吧？）。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点评：胡说八道）。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1954年2月25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关于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报告》和会议决议时说，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要写在决议上（有什么见不得人呢？）。这是截至目前能够看到的党和Z.F的会议上，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避孕和节育问题。
5月27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给DXP写信，反映城市知识妇女要求节育的愿望，并希望得到Z.F的支持。DXP批示给政务院秘书长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习仲勋说：“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第二副书记的DXP在“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斗争后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此时刚刚获任中.G中央秘书长。所以，DXP这次批示已不同于前一年，卫生部等有关部门开始对避孕和节制生育方面的管理有所松动。
12月27日，中.G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召集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刘少奇说：“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你能代表党吗？）。……应当赞成节育，不应反对（反对也是一种自由啊！）。反对的理由都不能成立。说节育不人道，这不对。说节育影响不好，这不是实际问题。”刘少奇还说：“避孕药品与器具的供应，不要从商业问题上着眼，这是个人民需要的带政策性的问题。”
剩下来的只有两三万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这些人是得到供给制的好处的。他们儿女多，有保育费，还有一些不计算的待遇，比如房子、水电等等。一旦实行工资制，这些东西都要自己担负，可能他们有一个时候的困难，但是为了整体利益，个人应该节约一些。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初期的办法，就是实行了工资制以后，对那些子女多的人还给一点帮助，今后新生的子女要是多起来，那就有了限制，三个以内的，他自己料理；三个以上的，最多津贴两个；五个以上的，就不管了。这就要在我们的干部中间提倡邵（力子）老提议的节育的办法。这样，中国人口是不是就减少了呢？大家相信，这是不会的。在城市中，国家工作人员与工厂职工，懂得多子女不仅是物质上的负担，首先是精神上的负担，教育不好。多子女的人在这一方面也要讲一点节育。——《节约和改善生活》（1955年2月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根据1955年2月卫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央人民Z.F政务院副总理DXP于1953年8月曾要求卫生部改正不允许海关进口避孕药械的通知，敦促抓紧下发对管制有所松动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这是可以追朔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改变态度，最早许可和提倡节制生育的线索和证据。
1955年2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3月1日，中央在批示中说：“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适当地宣传”是指刘少奇在座谈会上安排的不登报，只在党内通知，口头广泛宣传。这一批示是党中央向全党下发的有关节制生育的第一份文件。
1955年春天，印度大使馆邀请周恩来出席鸡尾酒会，周恩来邀请邵力子、马寅初等民主人士一道参加。宴会中，邵力子对印度大使说:“印度人口增长太快，应加以控制。”马寅初接着也说:“印度人口要控制，中国人口也要控制。”邵力子点头，接着说:“中国人口有多少?说是5.7亿，实际上已经达到7亿。（点评：信口雌黄）中国若不控制人口，将来不得了。”周恩来在一边听着二老与印度大使谈人口，没有急于表态，只是等谈话快结束时，他才对三人说:“你们谈的是国家大事，我们国家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60年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29条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9月5日，周恩来回答英国记者电视访问时说，我们进行了计划生育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还在继续，这主要是为了保护母亲的健康和有利于儿童的教养，而不是由于什么“人口压力”（撒谎）……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资料，周恩来在1956年已经有几次关于计划生育的提法。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卫生问题时说，避孕要大力宣传。最近，我出去，访问了几个工人家庭。现在工人养两个孩子以上生活就困难，有孩子与没有孩子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差很大。在工人、职员中生育要有计划，别的都有计划了，为什么生育不能有计划呢？6月2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工资改革后对多子女生活困难补助问题时说，在文件中不好写上解决多子女的生活补助问题，写了就等于鼓励多生子女。避孕今后还是要大力提倡。我们应该做到有计划生育。8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客人时说，从人类发展方面看，经济、文化、生产可以计划，为什么人类发展不可以计划？人类可以主宰一切物质生活，如对自己的生育都不能主宰，这也是个无Z.F。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中国共. 产. 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的报告发表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人民日报上，所以，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对待节制生育的态度。
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人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农业合作化可以使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面积。今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DXP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我们的党和青年团要用一定的力量宣传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 （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
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点评：似乎少说了？）。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过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一点。要是五口人一家，一家就是一公顷，而人家总是一公顷半或者二公顷，乃至于十几公顷。至于欧洲国家的人均耕地那就更多了！（点评：拿外国人吓唬中国人就是从这里来的！）——《艰苦奋斗，建设国家》（1957年3月19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就是有些兄弟民族还需要增加人口，但汉族人口增加得太快了，所以汉族地方要提倡节制生育。——《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1957年8月4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我国人多是好事，但是，由于我国的工农业落后，生活资料增长还比较慢，也给安排劳动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我国旧社会遗留的失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妥善处理新增加的青年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任务。 ——《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1957年9月26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1959年5月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费彝民时说：中国人口多，任何东西都要算两个账，一个是把生产增加的数字，除以六亿五千万，就不多了；一个是把每一个人多吃的数字乘六亿五千万，数字就不少了。
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至于人口稀的地方，像江西省的农村，或者边远的省、自治区，比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那些地方多增加一些人是好的。这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1962年2月7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晚婚和计划生育”，是卫生保健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提倡多次，但重视不够，常常放松。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虽多，应该肯定是好事，但是长处中也有麻烦。各方面都应该进行些宣传教育，单靠修改婚姻法是不行的。 提倡晚生育，把才智用到科学文化和事业上去。要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不吃亏了。节制生育。汉族人很多，不要怕灭种。在绝育问题上，男同志应负主要责任，提倡男的结扎输精管。据日本朋友讲，男的结扎输精管没有后遗症，最好由男的动手术。但这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风气。当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不赞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因为粮食的增长率完全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率。更不同意他的结论，即通过战争和瘟疫来解决人口问题。——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1963年2月26日）
1962年，在政协一次医药卫组听取医学专家谈节育的座谈会上，邵力子说:“……1957年毛主席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还讲，生育的无Z.F状态是很危险的。早在中.G八大会议上，周恩来也说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但是，从1958年以后就不再提计划生育了。让我讲赶忙话，假如这几年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没有那么困难了。”
1962年10月6日，中.G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对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应当严格加以控制。”
12月18日，中.G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62年12月，中.G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批示》，开始倡导计划生育。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
1963年4月，周恩来到上海市嘉定县马陆公社考察工作。在当地干部陪同下，他视察了大田和社办工厂，问了许多问题，特别提到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中小学生入学率等问题。当言及升学率问题时，他笑着说“娃娃太多了”。
1963年4月18日，中.G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1963年卫生局长会议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关于“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作了重点讨论。大家深深体会到这是关系到我国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民族健康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大事。”
1963年7月13日，卫生部给周恩来呈送《关于建立计划生育领导机构和有关节育技术队伍、经费等问题的请示报告》。“成立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建议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并设立办事机构。”“由中央拨付计划生育工作专款。”
1963年11月，辽宁省省委、省人委制定《广泛深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规划草案》，明确规定了在招工、住房等问题上，照顾晚婚青年、限制生育第三胎以上的政策。上海市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成立，市委书记石西民任主任。区、县也成立相应机构，培训25万名宣传员，宣传国家、集体、个人关系；建立一支400人的技术队伍，深入农村开展宣传教育和节育手术。江苏省委、省人委发布《关于贯彻中.G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知识的通知》。11月8日，云南省省委、省人委批转计划生育领导组《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若干问题的意见》，文件根据一对夫妇生育孩子数“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原则，对省第三个孩子的夫妇予以必要限制。
1963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第19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计划生育这件事，我们一个时候停了一下，现在要从积极方面来提倡计划生育。”
1963年12月20 日，周恩来在回答中东通讯社记者问时说：“我们现在提倡计划生育是有利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妇女的健康，有利于后代的体质和教育。”
1964年1月，国务院召集有关部委、群众团体，解放军政治部，研究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兼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5月21日，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计划生育指出财务管理的几项规定》，节育费用全部由财政负担。
现在有些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些。但在农村，这方面工作还不能一下子收到很大的效果。死亡率比出生率降低得还要快，老人活的长，婴儿死亡率更低。这是因为人民最低需要的生活资料有了改善，富裕当然说不上，但同旧中国比，则要好得多，这你是很清楚的。当然，拿中国现在的生活水平同美国的比，还低得多。但是，我们没有五百万失业人口。美国这部分人的家庭生活苦得很，而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国人要高得多。在中国大家生活悬殊不大，这样死亡率就低了。
我们提倡计划生育。这方面工作在城市收效比较大，特别是学校、工厂、机关里的青年承认晚婚好，并且愿意结婚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需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并且需要时间。二十世纪内，如果能使中国人口净增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那就太好了。现在，日本已经实现了这个指标。（点评：作者查找到的资料表明这时候的日本虽然人口出生率成下降到了世代更替率，但是人口增长率还是超过1%的，但是由于不够权威，请网友帮忙）——在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的谈话（1964年12月16日）
计划生育工作应先搞城市，农村要有重点地结合社教工作来搞，避免强迫命令、要求太急等。由计划生育办公室搞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加强领导，技术指导工作卫生部门要搞好。——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2月21日）
现在每年涌现出来的青年劳动后备军，在我们城市里起码是二百万。小集镇不算，就说大中小城市，算一亿人口的话，百分之二点五就是二百五十万。现在计划生育，就是把人口增长率压到百分之二，每年也有二百万。将来城市人口还要加一点的，就算计划生育做得好，二十世纪城市的计划生育能把人口增长率压到净增百分之一到一点五，这就了不起了。当然可以做到。日本就做到了，日本现在整个人口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一。我们城市做到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存在，那时也才能压到一百万，由于那时城市人口总数增加了，也许会是一百几十万。城市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我们城市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低成本，一切要按节约计算，每年需要增加的劳动力不会太多。我们现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都低，将来要机械化、半机械化、电气化、半自动化、自动化，就要大大节约劳动力。因此每年总要有一部分青年后备劳动力下乡，发展农业。而且在农村中也要搞加工工业，将来也要搞小工业，城乡才好结合，并且还要吸收农村一部分人到城市来做工人，这样才好工农交流，才能利于将来从集体的农业变成全民的农业。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至少要看到今后十五年。——关于安置工作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28日）
1965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加强计划生育的协调工作，他特别指指在场的邵力子，说:“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
中国人口在二十世纪末生育率能降下来，皆大欢喜，最好避孕器械、药品不要收费，当然不是从明天起就不收费了。最好是口服药，省事。要说服农民晚婚，他们是要解决劳动力的，所以对晚婚和少生孩子不容易想通。避孕是个战略思想，要同备战、备荒和科学试验结合起来，争取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一，争取二三十年内做到，要做长期工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8月23日）
1965年9、 10月，中.G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应当转向农村。
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点评：拿大帽子压人）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生育，这是个大问题。我们是无产阶级的计划生育，和资产阶级为了个人享乐搞节制生育不同。——在中.G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1月16日）
1966年1月28日，中.G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7月8日，国务院在[71]国发文51号《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口服避孕药是一件大事情，要列入1969年计划，要单独提出来……今年是宣传和试点，明年推广，后年普及……。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在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1月）
避孕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多了。打起仗来要人，但是多了也不好。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毛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毛主席讲，“计划生育是好事，但避孕药一要免费，二要有效”。要用起来不费事。男子总有点大男子主义，绝育手术总要女的去动。用器材有流弊，最好口服，最好针灸，我想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突破这个难关。现在美国、日本、西德避孕是比较有效的，但药要天天服，很麻烦。毛主席的两条主张，今、明两年一定要实现。能生育的有个限期，按八亿人口计算，能生育的妇女不过经常在一点二亿至一点五亿，大约有一亿二千万妇女服药，每年也不过是一亿二千万元。总之，快要到八亿人口了，节育工作一定要抓好。各省要因地制宜讲一讲。今年药减价，明年免费，搞得好今年就可免费。 ——在全国计划座谈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3月24日）
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要和免费供应避孕药配合，物质和精神不能分家，精神要起更大的作用。免费供应避孕药，有的拿去不用，又生孩子，这是最大的浪费。主要还是靠宣传工作。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避孕药免费供应，又不要造成浪费。要做到完全没有副作用，要考虑农村使用，要方便农村。——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的谈话（1970年6月26日）
避孕问题还有什么新办法？一个月服一次的药已经有了。最彻底的就是绝育。男用的避孕药还没有解决。去年还有一千多万免费的药没有赠送出去，农村领了不服用，商业部门没有赠送出去，宣传和政策不落实。如果能晚婚，又有有效药物，人口增长率就有办法控制了。但这与文化有关，也急不得。能降到百分之二，然后再降到百分之一左右。在十年内降到百分之一至二之间就不错。——在接见卫生部及直属单位负责同志时的谈话（1971年l月31日）
请参加中西医结合会议的同志留下，讨论计划生育问题。同志们要安下心来。计划生育是件大事，卫生工作开展好是个好事，但人口增长太快对国家计划不利，把计划生育搞好是大事。请同志们研究一个切实、有效的办法，我们的旧思想要扭转，认识要跟上。——在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结束前的讲话（1971年2月12日）
1970－1980，中央加大了人口工作力度，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于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特别是在城镇和工矿企业推行独生子女政策。
让青年懂得生理卫生知识很重要。女孩子有月经以前，男孩子遗精、发生手淫以前，就应当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现在封建思想在这方面的影响还很大，把月经叫“倒霉”，怀孕害羞，说到生殖器官、性的问题就脸红。在小学、中学应当介绍这方面的知识。 有人怕介绍这些知识，说看了反而学坏了。会有这种情况，但总是少数，要相信大多数。 医学科学院负责组. 织写小册子，给小学、中学用，要有图。医学科学院要管这项工作。——对医务人员的讲话（1973年4月2日）
有的出生率已经下降的地方，疏忽了一下，今年上半年出生率又提高了，不能疏忽。人口增长要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现在，平均年龄高了，老年人多活几年，总是好事；婴儿死亡率低了，也很好嘛。这两头一增，就要求我们更好地抓紧计划生育。打仗也要青壮年人；壮年人多，也便于转移。平时、战时，计划生育都是需要的。（点评：打仗也要计划生育，脑子进水了！？） 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知识青年，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接见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73年8月6日）
1.1.2
周恩来污蔑和分裂汉族、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1.1.2.1
建国后周恩来关于大汉族主义的典型说法（一）片面强调大汉族主义，污蔑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
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周恩来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 （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认为，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的不平等和反动民族压迫的影响在少数民族人民头脑中没有彻底消除，就容易造成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怀疑、不信任心理，容易助长民族分裂和不团结倾向，这就要求汉族同志深刻的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把历史上的民族压迫的痕迹消除，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
两年多来，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不少地区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还未得到认真落实，有些冤案。假案和错案还未平反纠正，民族工作机构、民族学校和其他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服务的设施还没有完全恢复，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特别困难的情况，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得不到尊重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地区甚至不断发生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严重事件。这种状况表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未肃清，在他们的影响下滋长起来的大汉族主义思想需要进一步克服。（国家民委党组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 1979年10月12日，中.G中央、国务院批转）
周恩来也指出：“因为汉族人数多，容易忽视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大汉族主义的缺点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忽视民族自治权利的倾向，多半是从大汉族主义来的，应该批判。”在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权利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自治机关名多实少，甚至有名无实。最突出的是民族自治州的自治权利因未同一般的专署严格区分开来，出现了自治州的权利真空，其财权、军权、少数民族干部职权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另外，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无权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存在不信任少数民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职权，甚至歧视现象。如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联合旗1956年4月曾以“文化水平低”为理由将17名蒙古族干部解职回家；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汉族院长审案时竟然要少数民族县长坐一旁为他当翻译。’
周恩来指出，对待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不能持简单的批评态度，要注意研究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产生的根源，帮助兄弟民族了解产生民族主义倾向的原因。少数民族大多处在边远地区，对汉族地区的情况不了解，对一些发展现象一时不认识，容易产生怀疑态度和消极心理。尤其是历史上汉族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统治少数民族，这种压迫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可能在短时期消除，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免不了还会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汉族，这是很自然的。不能把这些由于历史、社会、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怀疑和不信任，都说成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国民党不承认少数民族，只提‘边疆问题’，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压迫少数民族，这样就加深了民族隔阂。”
“历史证明，过去许多兄弟民族不是走向繁荣，而是走向衰亡。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的反动统治者采取歧视兄弟民族，以至削弱和消灭兄弟民族的政策。”《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原来是居住在中原的，后来汉族逐渐发展，就把他们挤到边疆去了。汉族人口多，所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好，经济、文化也比较先进，处在有利的地位，这样汉族就逐步地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汉族因为居于优势地位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是不容易体会的。
1957年，他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周恩来特别强调，由于历史上汉族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少数民族，汉族应该以还债的心情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
周恩来指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矛盾很大。在汉族同少数民族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天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要多做解释工作，说明今天中国和过去不同，不会再去压迫少数民族了”，要“凡事‘求其在我’，不要说人家错处”’，同时还提出可以谈“还债”问题。’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矛盾很大。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要多做解释工作，说明今天的中国和过去不同，不会再去压迫少数民族了。说一次不行就再说一次，不怕多说几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点评：与前一段对比，可以看出，周恩来这样的话是经常说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还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DXP.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西藏新疆的乱子都是胡耀邦惹下的祸根.http://bbs.m4.cn/blog-173958-13052.html 皓翔天下 回复道：“还记得当年胡耀邦到新疆时候的讲演，好像是出国回程的时候到乌鲁木齐，当时读中学，看电视看到他做报告，由于讲演台前面没有布挡住，所以看到他讲演的时候手舞足蹈的，形体语言很多，影象很深。不过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对邓颖超在新疆的报告非常不满，具体不清楚，好像是她说汉族人欠了维族的，要赎罪之类的话，父亲当时私下说她老糊涂了，不懂乱说。当时她的面子很大的。也喜欢到处讲话。”
（二）挑拨离间
“决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秀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
“汉民族地区工农业方面比较发展，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下，则有无数的宝库……将来把少数民族地区地下宝藏开采起来，就会更大的帮助祖国。少数民族的贡献会比汉族的贡献大。”
“要处处谨慎，否则小事情会变成大事情，局部问题会变成全局性的问题，即刻就会出问题。”
“一方面，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歧视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总之，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
“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古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我们坚定的认为，必须让国内各民族都积极的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又必须让各民族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当家作主，有管理自己内部事物的权利，这样就能够消灭历史上残留下来的民族间的隔阂和歧视，不断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
（三）片面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首先是汉族应该尊重其它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
1950年5月13日，周恩来在中.G中央召开的基督教问题座谈会上指出：“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1956年3月15日，周恩来在对赴西藏中央代表团全体人员的讲话中又强调：“到那里必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绝不能够违背的。”
“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要随便评论。汉族同志不能认为自己的风俗习惯就是好的，别人的风俗习惯就是落后的。
“对于少数民族的宗教，我们现在也还不能提出改革的口号，以免引起人家的反感。对伊. 斯. 兰教，对喇嘛教，都应该尊重。假如少数民族中有积极分子提出要改革，应该好言相劝，劝他们不要着急。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提，慢些改比快些改要妥当得多”（点评：就是维持现状，不许同化）。
1956年底，周恩就西藏官员担心改革问题时指出：“改革是要改了之后对当地人民对大家都有利才改，改了没利，那么就可不改。”
1959年，印度Z.F邀请达赖和班禅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 廖心文说，当时是否允许达赖出国是件十分棘手的事：如果不允许他出国，西藏人士会产生误解和不满，甚至可能会发生更大的事件；如果允许他出国，达赖可能受到坏人包围，滞留国外，搞西藏独立。中央经过反复慎重的研究，考虑再三，衡量利弊，决定还是允许达赖出去。周恩来出访前给达赖和班禅发了电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后来，达赖果然留在印度领导“西藏独立”。
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召开。毛. 泽. 东致函邀请新疆三区革命联合Z.F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5人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不幸飞机失事，代表团成员全部牺牲。廖心文说，从档案中发现，周恩来对他们的行程非常关心，在电报中询问航空员对北平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的航线是否完全熟悉，中途是否需要在兰州着陆加油，如直飞什么时候起飞，需要中央方面做什么准备。
周恩来与毛. 泽. 东的宗教观点差异极大，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分析，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对比一下。
（四）分离汉族
周恩来具体组. 织和领导了我国民族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族识别工作。他亲自与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民族识别为一大批历史上从不被承认的少数民族确立了平等地位。
周恩来成立所谓壮族，并将具有部分伊. 斯. 兰习俗的汉族划归回族。
1952年12月，中.G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发出《关于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意见》，指出：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包括汉八旗在内，都算满族，一律享受民族优惠政策。
（五） 在民族区域自制制度中做手脚
（1）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本身就不合理
我国历史上并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且我国的国情与俄罗斯大不相同，这一点周恩来也曾经说过。
“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立了相当的自治单位。”
周恩来指出，一定要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的机构设置和编制，不宜与汉族地区完全一样。
1954年，周恩来把迪化改名为乌鲁木齐， 说迪化是启迪开化之意，有侮辱少民的意思。1954年3月，撤销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归绥市确定为自治区首府。并从1954年4月25日起，还将把归绥改为呼和浩特。
（2） 片面强调民族化
周恩来强调，必须重视自治机关的民族化问题。所谓民族化主要包括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强化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周恩来每次讲民族工作，几乎都要讲到民族干部问题。周恩来强调各民族自治地方必须大力培养民族干部，民族干部在自治地方应当有一定的比例；民族干部在自治地方应当做负责工作；在汉族人口比较多的地方，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应有比例，即使少数民族人口很少的地方，也必须照顾这一点。强调要尊重自治地方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自治机关要重视使用民族语言文字。
周恩来强调，民族化问题最容易忽视，国家、行政机关、汉族对此应当负更多的责任。
周恩来强调，要保障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的主体成分，民族语言文字的第一位，结合民族特点和实际办事，宪法原则下制定单行或自治法规、政策、管理方法，较同级地区更广的财政权利，发展边境贸易，发展民族科学、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等。在他的关怀下，195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了民族语言广播；1956年，有关部门组. 织了7个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获得了大量科学资料，为随后制定少数民族文字方案奠定了基础。他每次到民族地区视察，都要问当地的汉族干部学了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并把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好坏作为衡量干部政治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1964年，他在与新疆部队政治部文工团的同志谈话时指出：“你们要好好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只有学好少数民族语言，才能更好地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我听到许多民族同志学汉语，学得很好，而汉族同志往往学民族语言差，这就不太好了。”他本人还带头学习少数民族日常用语，到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时，就用民族语言向当地群众问好。
周恩来非常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1951年10月23日，他在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指出，在一切少数民族地区，要逐步恢复和发展一般文化教育事业，尤其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有关少数民族的新闻事业和出版事业。指出要帮助没有文字和文字不完善的少数民族创造或完善文字。50年代，我国为许多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了文字，为文字方案不完善的民族完善了文字体系。1961年4月，他在西双版纳视察时，称赞傣文报办得好，影响大，并指示要继续办好。1962年视察延边时，指示要办好《延边日报》朝文版。周恩来强调，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必须注重民族特点，突出民族特色。1960年，他在与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座谈时指出，一首歌、一个舞蹈都要很好地体现民族特色，使人一看就知道是那个民族的。并教导创作和演出人员要深入民族地区，在各民族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创作和演出水平。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1955年，他指示云南大学历史系要根据云南的特点，着重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云大历史系随后开设了“云南少数民族史”专门课程，中文系组建了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1956年，指示中央民族学院在语文系增设藏文研究班，培养优秀学生去研究藏文文法、古典作品、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此后，藏语文和藏族文献古籍的研究得到了加强。
1952年2月，他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5次会议，通过了《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对保护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利益作出了全面规定。
1.1.2.2
周恩来《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堪比阎崇年
（一）周恩来《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原文节选
时间：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节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
我还介绍一位照顾我们夫妻的护士，她也是满族人，自己不说，被我认出来了。在座的汉族同志很多，就不一一介绍了。中国旧社会，等级森严，不平等。满清时我们这些人要见溥仪非下跪不可，也根本见不到。辛亥革命后就变了，但只变了一点，推翻了清Z.F的压迫，代之以少数汉人的统治，而且更凶。……
现在谈谈满族的问题。满族统治阶级入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奴役各族人民，虽然曾使中国一度强盛，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这应由满清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满族人民是不用负责的，他们也同样受到灾难。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Z.F是对的。溥仪先生当时才几岁，他也不能负责。载涛先生当时是大臣，要负一部分责任。至于“满洲国”时代，溥仪、溥杰都应该负责，当然更大的责任应由日本军国主义来负。溥仪、溥杰合作的书揭露了这一点。你们的书应该修改一下再出版，书里自我批评太多了。那些事情都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十一年啦，中国人民对满清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印象已经淡了，记得的人也不多了，但历史还是要按照事实来写。满清亡了，说明它不好，这一点历史已经做了结论。
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Z.F歧视满族，满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几乎完全和汉人同化了，分不清了。民族将来是要互相同化的，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歧视，不能强制。因此现在还要把满族恢复起来，事实上一九四九年以后已开始这样做了。
满清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满清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满清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满清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这三方面做了好事。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俄国彼得大帝和康熙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俄国地处欧洲，手工业比较发达，他汲取了西欧的经验，发展了工商业。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满清所做的坏事，历史已经做了结论，用不着多提，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汉族是个大民族，也做了很多好事，这就不用提了。这个思想不是我的，是毛主席多次讲过的。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要说明就是和满族人结婚了也用不着自卑；我称赞了满清做的好事，也不要骄傲。
（二）对周恩来讲话的批判
（1）辛亥革命后就变了，但只变了一点，推翻了清Z.F的压迫，代之以少数汉人的统治，而且更凶。——这是人话吗？
（2）既然共和国建立了，人民平等了，为何还要强调民族身份？！为何还要重演满清旧事，重满轻汉？！
（3）原来汉人天生劣等，要没有“民族兄弟”的领导，中国就一无事处，要是没有同生团的领导，中国还是一无事处。
（4）“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他们想恢复到哪种地位？
（5）满清做的坏事，不用提，汉人做的好事，也不用提了。而且是在勉励满族同胞，叫他们不要骄傲。周恩来要汉族不要自卑，难道汉族本就应该自卑？
1.1.2.3
建国后毛. 泽. 东关于大汉族主义的说法
毛. 泽. 东根本就避谈历史，不涉及民族仇恨，避实击虚，少数民族喜欢听，汉族也没意见，这是大家风范！还有，民族工作是周恩来主抓的，周恩来提供的情报影响了毛. 泽. 东，这可能导致了毛. 泽. 东对大汉族主义的过度警觉。很多关于民族问题的发言是毛. 泽. 东在周恩来的基础上加写和改写的，周恩来已经为之定调，因此有时会发现在描述同一问题时，毛. 泽. 东最恶劣的话接近周恩来最不恶劣的话。同时，由于毛. 泽. 东的宏观把握和作秀，周恩来很多时候又不得不做做样子，说说场面话。刘少奇的说法没有周恩来那么漏骨。
1953年3月，毛. 泽. 东在为中央起草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党内指示时毫不留情地指出：“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大汉族主义思想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 大汉族主义是宗派主义”
“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少数民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的帮助了汉族”’!“我们的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毛. 泽. 东斥之为“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落后”’，又指出“汉人这么多，易看不起少数民族”，所以“必须严格的反对大汉族主义”’。
有的地方，少数民族的人当主席，汉族的人当秘书，结果是秘书专政，少数民族的人当主席是做做样子，少数民族做官，汉族掌权
毛. 泽. 东也认为：“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也有类似表述，略。
毛. 泽. 东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宪法规定：“禁止任何民族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1950年6月，毛. 泽. 东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慎重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它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
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Z.F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毛. 泽. 东《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1956年7月，周恩来在向有关人士传达中.G中央对四川甘孜藏区和凉山彝区民主改革的指示时提出：“有关改革的问题，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点评：强调了上层），取得上层人士同意后再去进行。在协商过程中，必须用道理说服人，不要强加于人。汉族干部必须有耐心，要善于等待，少数民族不同意的，就不忙着去做。（点评：这与1950年6月毛. 泽. 东说话的斜线部分完全不同，周恩来的意思是不作为，毛. 泽. 东的意思是作为但是谨慎）”
毛. 泽. 东提出了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六项政治标准。一方面，汉族干部必须注意：一要坚持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自治权利和民主自由；二要坚持照顾少数民族的特点；三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同志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一个祖国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即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领导核心即是中国共. 产. 党。
1.1.3
周恩来除夕出钱平掉自家祖坟和不留骨灰1.1.3.1
周恩来平掉祖坟和岳母坟墓
（一）周恩来除夕出钱平掉自家祖坟
周恩来多次怀念祖坟。1941年周恩来曾表示，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到母亲的坟前扫墓。他曾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1950年他又深情地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恩来最早从1952年开始就计划平掉淮安的祖坟，历时13年。期间虽然遇到八婶母杨氏等亲属的强烈反对以及地方Z.F的冷处理，但他平坟的态度却一次比一次坚决，直至最后将祖坟平掉。
“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亲笔给时任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及淮安县委写信，希望当地平掉周家祖坟。
1965年春节前两天，江苏淮安闸口五队喇叭里突然传来大队的通知，要社员们集中到队部，执行县委布置的一项特殊任务。任务是把周恩来家的祖坟全部就地平掉，所有棺材就地下沉到一米以下。“什么？平总理祖坟？！”上了年纪的魏金成、李正东等老汉瞪起眼睛，胡子都抖了起来，“这是谁的主意？！”“是周恩来自己的嘱咐。”大队干部回答说。
大伙议论纷纷时，周恩来的侄媳孙桂云走到人群前。她告诉大家，总理说，我们周家祖坟在闸口大队这许多年，得到了你们的爱护，感谢大家。但是国家耕地太少。人死了，不能做事，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次尔萃（周恩来的侄儿周尔萃）从北京回来时，总理亲自向他交代了这项“特殊任务”。
旧历除夕下午完成这件事后，周恩来的侄儿周尔萃立即向总理写信，详细报告处理经过，周恩来很满意，几天后，又给生产队寄来七十元，用来支付平坟劳力的工资，偿付被践踏的一小片麦苗费。在这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几经周折，又把远在绍兴祖籍的曾祖父周樵水的坟墓也平掉了。此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平坟还田”运动。
当时，由于人们认识水平不同，对这件事的意义理解也不同。
（二）周恩来秘密平掉岳母的坟墓
1952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11国后途经重庆，时任市委书记任白戈向他汇报了拟把小龙坎墓地扩建成一处革命公墓的想法。周恩来当即明确表态：“两位老人（周恩来的岳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和周憋臣老先生）的墓地是我私人墓地，不能称为公墓。如建公墓，我的父亲和岳母应该从墓地移出火化，平坟还耕。”1958年11月，周恩来委派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等前去重庆，并交代说：“老人的坟是我私坟，不能放在革命公墓。而且现在都提倡死后火化，不占地，坟墓也没有再保留的必要，应平掉深埋，让出这块地。”同时，特别嘱咐:不要张扬，不要兴师动众，注意影响。遵照周总理的要求，重庆市委令沙坪坝区委哥为办理。（陈谈强. 香樟树前的情思_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95周年）
1.1.3.2
对周恩来平掉祖坟和岳母坟墓的评价（一）挖坟之仇不共戴天
祭祖，被古人认为是最重要的活动。祭祖的主要地点在——先人的坟墓。历史上记载有“兵革乱离，而子孙保守坟墓，骨肉不相离散”事。陵墓也是凝聚家族情感的一种文化标志。对于祖国、对于故土的忠爱之心，有时首先直接体现为对于家族坟墓的眷念。叶落归根，这根是什么？远离家乡，回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祭祖！
在中国，对故人自古就有“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中国作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土葬也比较经济实惠，因此以土葬为主的殡葬习俗延续了数千年。中国的许多文化传承就来源于先人们的土葬墓穴，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殡葬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状况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很多通过挖他人的祖坟发泄仇恨。曾经就有春秋伍子胥掘墓鞭尸。还有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发现谁是共. 产. 党人就挖谁家的祖坟。据国民党方面已公开的资料，蒋介石曾三度派兵去挖毛. 泽. 东家的祖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曾破坏多个抗战烈士陵园。在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最担心自家的祖陵被人破坏，曾经专门为此嘱咐儿孙祖坟被破坏就是“不同戴天的家仇”我新中国建立之后就专门安排人员对蒋介石家的祖坟进行了保护修善，并且把拍下的照片送给了蒋介石。当朝就喜欢挖人祖坟以发泄对共党和爱国者的不满。例如，浙江东阳市千祥镇金村马骥烈士陵园被人破坏，洛阳烈士墓被夷为平地，红军尸骨惨遭破坏，塘沽烈士陵园被乱写乱画。
《民国官场迷信实录》一书记述，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奉化沦陷，蒋介石最担心的事是祖坟被毁，尤其担心母亲王采玉的墓被破坏。曾密令军统头目戴笠派员去探察，并拍下照片给他看。汪伪Z.F中一些汉奸挑动日本人挖蒋介石的祖坟，都被汪伪浙江省省长傅式以各种办法保护下来。因保护蒋家祖坟有功，“汉奸”傅式后来被蒋介石从轻发落。
（二）周恩来知道‘入土为安’和挖坟是对死人的侮辱。
我们妈妈在世时曾多方寻找爸爸的遗骸，但还没来得及找到，她就在建国前夕去世了。后来姐姐维世在上海终于找到了爸爸的遗骨，就去找周总理，提出把爸爸的遗骨迁到北京，和妈妈安葬在一起。周总理考虑一下后谆谆教诲维世姐姐说: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你看，我的父亲，你小超妈妈母亲的墓都一直留在重庆，我们也从没有考虑搬动。”还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入土为安’。你们何必要去搬动而让他不得安宁呢?”周恩来这么说了，维世兄妹们也就不好再提此事了。所以烈士孙炳文同志的忠骨便一直留在上海。后来孙维世曾悄悄对妹妹新世说: “以后把我留在妈妈身边，不然妈妈太孤独了!”然而由于在“文革”年间她被江青等迫害致死，骨灰也被残忍地抛撒了，她的这一愿望竟也未能如愿。（秦九凤. 血沃中华满门烈——访革命烈士女儿孙新世. 党史纵横， 1998年12期）
周恩来本人也认为挖坟是对死人的侮辱。1966.05.2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倡议对中.G前总书记挖坟鞭尸：“三、保持晚节问题。盖 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 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在周恩来这个讲话后，瞿秋白的坟墓立刻被砸毁，由此掀开了全国范围内的破坏坟墓高潮。”
瞿秋白是一个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时期，就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 产. 党员，他来往在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的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演讲，黄埔的将领都晓得这个瞿秋白。就是说，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辨认出来，而且又是身患重病的，这样的一个不能够打游击的。他是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
毛. 泽. 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写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奇怪的是，这篇序言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的时候，才在档案馆找到毛. 泽. 东的序言。
（三）周恩来不是共产主义者
后面提到周恩来不是共产主义者，另外蒋介石和周恩来都尊崇儒学，所以周恩来挖祖坟怎么看都不正常。周曾经对外国记者说过，“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共. 产. 党人”。周文革批林批孔期间一度被当成党内“大儒”被做对立面。而蒋崇尚曾国藩是人尽皆知的，另外蒋早从1934年甚至到年迈的晚年也亲自主持祭孔大典。晚年则尊崇王阳明哲学，把自己居住的草山改为阳明山。
1.1.3.3
周恩来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汉族）人。
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遗体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l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 产. 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 泽. 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刘少奇、周恩来、DXP等领导人去世后，完全放弃了墓葬，而选择将骨灰洒向大海，寓意唯物主义信仰和“毫无保留献给党和人民”。
点评：蒋介石是老大，可以凭本心办事，周恩来是老二，而且是和老大截然不同的老二。另外，由于蒋介石败退台湾，而周恩来则主政大陆，共济会对二者的要求不同，对蒋介石主要是扶持，对周恩来则是灭绝中国，所以，这导致了周恩来的心理变异变态，连挖祖坟这种天理不容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罪孽罄竹难书，害怕被挫骨扬灰，所以早作安排。
1.1.3.4
周恩来下贱的另一例证
1966年邢台发生6.8级地震，他在第二天时间就赶赴现场，一下飞机悲痛万分，几乎哭出声来。在慰问一个临时医院时，总理坚持和100多位(134?)一一握手，一一安慰，方才离开。在一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见，总理站着，周围的群众多是坐着。总理既没穿大衣，也没戴帽子。为了不使群众受冷，他让大家背风，自己顶风讲话。临时改变地点，没有讲台，放上两个给灾区送食品的包装木箱，让总理站了上去。总理对一个老人是这么说的：“我是您的儿子！（点评：周恩来已经68周岁，如果老人没有周恩来大，或者仅大一点，这样做是否太无耻啦）”
1.1.4
幼小离家死不回
1.1.4.1
周恩来至死不敢回家
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从此，他再没有回去过。周恩来自称原因有三：（1）心系人民安危，怕影响地方Z.F的工作；（2）太忙；（3）平生最恨“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那一套。
1946年，周恩来率中.G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150公里，周恩来几番动意，打算到淮安家乡去一趟，但最后还是没有成行。1960年，在北京接见家乡干部时，周称：“我很想回去看看，从12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50年了。”1961年9月，周恩来在庐山开会，去看望住在附近的表妹万贞时，万的嗣子钟则朱曾问“七舅”（指周）为什么不回去。周摇摇头说：“现在不能回去。一回去就找麻烦，亲戚们全找来了。我满足不了他们。我要等到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我再回去。”周不只自己不回家，还阻止弟弟周恩寿回去。周是怕给组. 织上添麻烦，而且周家在地方也是大户人家，“衣锦还乡”，影响不好。周恩寿夫妻死后才得以“回家”，把骨灰葬到了淮安。
周恩来的秘书之一王伏林曾回忆说：“总理离家后，虽然没有回过一次，但他经常思念淮安，思念家乡。那年，总理从广州飞北京，快到淮安上空时，特意走到驾驶舱中，从飞机上看淮安。”那是1959年元月，当时驾驶员降低了飞行高度，在淮安上空盘旋了三圈。周的卫士长成元功当时也在机上，成将周扶回座位，周一言未发，陷入沉思。后来，周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淮安的变化不大，大运河、（文峰）宝塔、镇淮楼都还在，只有南门大街好像变宽了。”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曾谈到，她的爸爸周恩寿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而其原因是“伯伯在时，伯伯不准”。
周恩寿因身体原因，按照兄长周恩来的意见提前内退回家。退休以后，他经常叨念:15岁离开老家淮安，转眼已经四五十年了，真想回家看看！为此，他曾不止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回家看看的请求。有一回，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周恩寿乘着周恩来兴致很高的机会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 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即便如此，周恩寿仍希望有商量的余地。他感叹道:“唉，人生苦短。屈指一算，我15岁离开老家，到今天已经快40年了。哥哥你比我早离开8年，没回故乡已近50年了，你难道一点不想家吗？”“故土难离，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怎么会不想家！那里还埋着我们的爷爷、奶奶、娘和十一婶，几十年没回去了，也不知道坟头的那几棵树长得多高了？”周恩来深情地说。周恩寿趁热打铁说:“哥哥，那你就不打算回家看看？”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打算！”周恩寿仍据理力争:“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周恩来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明摆着要给地方的同志增加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1965年春节前夕，周恩寿得悉周恩来要平掉淮安祖坟时，再次提出专程回故乡料理此事，既为哥哥分忧、带头移风易俗，又实现自己探望故乡的愿望，一举两得。当他提出这个请求时，周恩来还是拒绝了，坚持让侄儿周尔萃回去办理此事，还是那个道理:“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
这一思想，贯穿了周恩来的一生，也是周恩来没能回老家的主要原因。周恩来不仅自己坚持这样做，而且他的同胞兄弟也被迫作出情感上的牺牲，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留下终身遗憾。周恩寿临终前曾动情地对夫人说:我死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的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一看。
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过好“五关”时也曾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100多人（点评：怎么看都是市井小人的说话）。”1964年6月，周恩来在京剧现代剧座谈会上再次谈到过“五关”时说:“我常说改造并不是把共. 产. 党除外，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这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比如:“对亲属问题，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为什么？我是个封建家庭出身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他说他是总理的什么人，那个地方就受压力。”
住在故居的八婶母一次患病，被县委送到淮安县人民医院治疗。周恩来获悉后，写信给淮安县委:“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我婶母的病我知道是无法治疗的，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点评：何其残忍！）。
华裔英籍学者韩素音在其所著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中认为:“周恩来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
1.1.4.2
毛主席为什么不怕回家乡
（法侠也 . 乌有之乡 ，2012-3-26 ）
据邓榕说：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看看，跟他说了好几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去也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父亲告诉我们，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又据邓林说，父亲一向严于律己，“回去了，这个请你办事，那个请你帮忙。不答应吧，情面难却，答应吧，违反纪律。”
这是强国博客近期的一篇热门博文《DXP为啥“怕”回家》中引述的重要材料。从毛主席韶山之行的那些表现看，老人家不但不怕，反而显得非常高兴。特别是像小平同志所担心的那些困扰，在毛主席面前似乎都不存在。
1959年6月，毛主席在革命胜利后首次回韶山。兴师动众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讲到规模，大概和现在的省部级干部调研考察也差不多，没有谁会特别在意。从相关史料的记载看，除了当地干部会反映工作困难之外，就是毛主席的乡亲们，也没有谁想到要沾毛主席的光得点儿啥好处，因为经过解放后10年来的实践，包括毛岸英烈士拒绝表舅向三立要官复信中“共. 产. 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 泽. 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 泽. 东的亲戚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亲戚”的铿锵誓言和实际行动，毛主席的乡亲们已经不会再玷污家乡的无上荣光了。更何况，当年毛主席一家六位烈士的鲜血，也在时刻警示着乡亲和后辈们千万不要使它受到不正之风乃至腐败的亵渎！
毛主席一回到韶山就请客。据毛主席当年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回到韶山的当天晚上，警卫局沈同处长告诉随行工作人员，今天到了毛主席的故乡了，晚上毛主席请客。从北京来的警卫、秘书、医务等服务人员也都在邀请之列。平时大家总觉得自己和毛主席是一家人，今天怎么成了客人了？不由多想就以客人的身份去赴宴。大家到时，毛主席邀请的宗亲乡邻已是高朋满座。客人到齐后，毛主席举着杯，十分亲切地到每个桌前同客人们碰杯，以示对客人诚挚的欢迎。虽然席间没有更多的祝酒、欢迎等客套话，但大家都沉浸在喜悦和幸福之中，当晚吃了什么饭菜，都记不得了，但毛主席热情举杯同自己碰杯的情景，却永远留在了大家的心中。毛主席在故乡父老面前的赤子情怀，是多么的温馨感人！
毛主席回到韶山还写诗，而且是一首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卓越诗篇。诗中写道：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主席在韶山还祭祖。当年随行同志回忆，毛主席在一个由黄土新修过的不太高的普通坟墓前肃然停住，在坟前默念片刻，向左右环视着，似乎寻找什么，可是我们昨天傍晚才到韶山，早上又走得匆忙，也不知道主席一清早就去谒拜父母的陵墓，事前也没有什么准备。正在为难之时，沈同处长随即就近找了一束松枝，递给主席，主席满意地献在坟前，然后深深地鞠了3个躬，肃立在墓前默默地沉思着。数分钟后，他怀着依恋之情，小声说了几句话，当时我没有听清楚主席说了些什么，后来才得知他说的是:“前人辛苦，后人幸福，下次再来看你们。”当天晚上他在和罗瑞卿交谈时说:“我们共. 产. 党人不讲迷信，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不能忘。”现在读毛主席当年的这些话，再想想纪念堂几十年来一些该去看的人硬是不去看，恐怕稍有良心者，都会酸彻心底。
1.1.5
亲近汉奸1.1.5.1
扶持疑似汉奸陈永贵当总理
“我所订的《文摘周报》是中.G四川省委所办，我曾看到过一篇有关周的文章，说在六十年代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在八路军115师敌工部档案，发现陈永贵当年当过日本的间谍情报员，陈永贵也痛哭流涕向谢振华承认了此事，谢震华就把陈当过汉奸的事汇报给周，周当时下令不许把此事说出去，后来为了保住大寨这面红旗，就把此事压了下来。后来又把陈永贵拉上中央，还当上了副总理。”（点评：陈永贵的事情网上搜索很多。如果与历史不符，请高手和陈永贵的后人指出，作者只是就事论事）
1.1.5.2
与疑似汉奸秦怡惺惺相惜
六十年前在重庆演出的话剧《野玫瑰》，先是红极一时，后受《新华日报》批判，被指责是“为国民党假抗日涂脂抹粉”，于是演员罢演，掀起一场风波。其余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直至“文革”。秦怡因演了这个戏而备受指责：“这个人是演反动戏成名的！”“红得发紫，全靠《野玫瑰》！”……在最困难的时刻，周恩来总理对她说：“好的演技不要丢，你在《野玫瑰》里演得很好。”“那个戏的内容不好，你的演技是好的。戏的内容是编剧写的，好的演技是你的。而且，那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你又怎么能知道呢！”根据秦怡改革开放以来的表现，秦怡疑似汉奸。
秦怡越说越激动：“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的几千年来的苦难这样一个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1.1.5.3
铁杆部下夏衍对著名文化汉奸张爱玲有好感
1950年代初，张爱玲出席上海作家协会代表会议，在满眼列宁装中出现一旗袍者本身就相当刺眼，是谁这么大胆让她出现在这种场合？是夏衍，他当时是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据说，他在报上看到有张爱玲化名文章，便问有关人员，说此文很有张爱玲风格，是否是她所写。得到证实后，夏衍不仅为张爱玲工作说了话，还让她参加了新召开的上海作协会议。不久张爱玲离开内地也有夏衍的帮助。
这段往事让我沉思。近年来，张爱玲在大陆读书界红的发紫，生前出版过的作品改头换面在多家出版社轮番出版，生前未出版的作品也像出土文物一样整理出版并受粉丝的热捧，以她作品改编的电影《色戒》更是轰动一时。
周恩来与夏衍相识很早，交往时间很长，且三救夏衍。1930年10月，周恩来和潘汉年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入中央苏区。离沪前，周恩来想到，必须为潘汉年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杨度物色一个既可靠又能与之适当相处的联系人。研究结果，决定让夏衍来接替潘汉年。
“周总理还有第三件憾事呢。生前没把蜗居香港卖字为生的情爱作家张爱玲这个“国宝”请回来，拍一部电影《色戒》。”
1.1.5.4
善待著名文化汉奸周作人
鲁迅有四个兄弟，最小的弟弟夭折了，老大周树人，也就是鲁迅；老二周作人。伪华北Z.F的教育部长——教育总署督办，汪精卫南京Z.F还任命他为国务委员。1946年6月17日，周作人被国民党南京Z.F的首都高等法院，依据《惩治汉奸条例》提起公诉。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决“周作人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由此可知，周作人在法律意义上的正式罪名并不是“汉奸”罪，而是“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叛国罪。 1947年12月19日，南京Z.F最高法院改判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年。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被保释出南京老虎桥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居家翻译古希腊及日本的经典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预付给他稿费200元（后改为400元），从1949年到“文革”的17年间，周作人的生活平淡稳定，每天伏案翻译，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友人闲扯一通。
1.1.6 周恩来摧残汉字不是过而是罪1.1.6.1
毛. 泽. 东对摧残汉字有错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作出指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3年初，在审阅汉语拼音字母表时又指出，“这套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画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而到了1956年又再度作出指示：“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这些都表明，毛主席也接受了那些比较激进而又不尽符合汉字长远发展实际的主张。
汉字不是说不能简化，但是必须和传统衔接，不能过度简化，例如“愛”简化成“爱”后没有心了，怎么爱？
关于毛. 泽. 东的错误，有几点说明：
（1）周恩来掌控着文化、宣传和知识分子，经常打着毛. 泽. 东的旗号干坏事，有没有编造或者曲解毛. 泽. 东的讲话呢？周恩来有没有通过所谓学者影响毛. 泽. 东呢？至少我们看到邵力子坦白了周恩来要它对计划生育讲赶忙话的事实。
（2）毛. 泽. 东是一时不成熟的看法还是长期的看法？
（3）毛. 泽. 东的讲话是仅代表个人的意见还是综合了很多人的意见看法或者批示呢（看法和批示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4）建国后一部分著名学者其实就是共济会成员，因为共济会对思想文化控制非常重视。作者基本上肯定夏衍就是共济会成员，郭沫若也很可能是。这些人必然对毛. 泽. 东的决策施加了不利影响。1935年，蒋介石Z.F也搞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出台不久，因戴季陶、何键的为汉字请命，终于收回成命。看来，共济会对中国的攻击一开始就将汉字简化作为重要目标。
1.1.6.2
为什么说周恩来摧残汉字不是错而是罪？
(1)周恩来对汉字改革非常重视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由周恩来提议设立的。该委员会内设拼音方案委员会，他又亲自点将，把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经济学家周有光（从上海调到北京，专门进行汉语拼音方案的拟制工作。
在1956 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作总结发言时这样说：“中央政治局决定：‘首先简化汉字，推行书报横排，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公布后用在小学课本上，代替注音字母’。”
1958年1月，周恩来在政协会议报告会上，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在这个重要报告中，周恩来指出：“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周恩来在该报告中还对汉字的前途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很多学者倾向于从好的方面分析这些话，实际上周恩来这些话是对汉字拼音化失败表示失望，而且指出汉字拉丁化的改革是一种长期的任务。
周有光是铁杆大汉奸，极度崇洋媚外，疯狂鼓吹全球化，吹捧DXP和国民党却贬低毛. 泽. 东和共. 产. 党，至死都认为汉字仍需大大简化。还胡说什么：“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饿死、被杀害的非自然死亡人数七千万，新的国外研究是八千三百万，多出来的一千三百万是什么构成，我还没有找到材料，但是外国杂志上已经这样讲了。就算七千万，也不得了啊。香港曾经有评论说中国大陆很幸运，因为第一毛. 泽. 东死得早，第二毛. 泽. 东没有儿子，不然像金正日这样中国还要继续倒霉呢。苏联是饿死六千万，但是它人口少，比例比我们高。所以苏联自己垮台了。”（资料来源：
百岁周有光：那时为何反对国民党，支持共. 产. 党[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 产. 党呢？周恩来每次讲都说我们共. 产. 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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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国以后走汉字拼音道路成为主流
事实上，当时社会上，除了走汉字拼音道路、最后以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这一种观点而外，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那就是也有很多人是坚决维护汉字优越性，而反对汉字拼音化的。但也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的表态和明确支持（点评：其实是周恩来一直操作的），所以，前者不仅成为主流观点，而且在此后几十年里，一直是一些激进的人们所奉行的一个主要工作方针。相反，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特别是明确表示反对汉字拉丁化的学者如翦伯赞和唐兰等人，都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批判和迫害。其中最惨烈的是陈梦家，因为在中央鼓励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时候，他提出了“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的意见，先是在 “反右”运动中被以“反对文字改革”的罪名打成右派和“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后又在“文革”爆发初期受到连续批判和斗争，不久便自杀身亡。
周有光参加制订汉语拼音工作使得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3）周恩来对汉字简化有太强的长官意志
周恩来对汉字简化非常执著。第二次简化方案草拟的时候，他正躺在病床上，带病审阅了二简的草案。他说：“此事（指简化字）主席说了这么长时间了，简得太少了，为什么这一次才这么一点。”“偏旁大可以简，而且要一律。”周恩来在病床上看的最后一份文件就是二简草案。一简成功，是因为毛主席周恩来鼎力支持。二简与周恩来身体状况不佳大有关系，他身体健康，主持讨论，简化字质量肯定会大有长进，决不会流产。
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次汉字改革，仅用短短十年不到时间就在1958年初就制订出一部《汉语拼音方案》。
1.1.7
周恩来没有时间为国效力1.1.7.1
周恩来是空中飞人
陈答才根据《周恩来年语》(1949—1976)和《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两书214万字的史料作过这样的统计．从1950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16年半时间，周恩来为使新中国走向世界，努力建立和发展向世界各国特别处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共出国访问70次、30个国家。分别是：访问苏联10次、缅甸9次、印度5次、越南4次、巴基斯坦4次、朝鲜3次、阿联3次、阿尔巴尼亚3次、蒙古2次、印度尼西亚2次、柬埔寨2次、波兰2次、锡兰2次、罗马尼亚2次、尼泊尔2次、捷克斯洛伐克1次、民主德国1次、匈牙利1次、阿富汗1次、孟加拉国1次、摩洛哥1次、突尼斯1次、加纳1次、马里1次、几内亚1次、苏丹1次、埃寨俄比亚1次、索马里1次、阿尔及利亚1次、坦桑尼亚3次。在出访国停留时间累计412天(不含出访往返国内的旅途时间)。同时，他还率中国Z.F代表团出席两次著名的国际会议，即前面提到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两次会议在国外停留时间累计又花上82天(日内瓦会议体会期间出访时间不计算在内)。此外，1964年7月，他还赴越南出席中、越、老三党会议，在国外的时间4天。3项总计，周思来在国外停留时间足498天。
现在从中国到美国大约8小时，到欧洲大约12小时，1950-1966年飞机比现在慢得多，那么周恩来到远处大约需要1天，因为有远有近，平均算15小时好了，加上各种准备时间，按1次出行到达目的地需要18小时估算，出国访问70次需要停留时间以外的时间大约105天。
周恩来访问外国所需时间为498+105=603天！
1.1.7.2
周恩来大部分时间都在接见外国人和知识分子等
除了访问外国外，周恩来在国内还要接见外国人。周恩来一般不会主动到一些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但在国内却会见面的。例如，从1953年7月1日到1972年9月23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点评：正常化这个词感觉不舒服！）)，周恩来共会见、接见日本客人287次，323个代表团次(或批量客人)。1965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49个，而周恩来死掉前有107个。
假设周恩来在国内与外国人会见的平均时间是在国外的1/4，而见面的次数增加4倍，那么周恩来在国内与外国人见面的时间估算为：
498*(107/49)=1087（天）
两者合计，周恩来用于外国人身上的时间长达1690天，这个相当于16.5年6026天的28%！这个数据表明周恩来和现在的某些领导人何其相似！
假设周恩来用于接见知识分子等人的时间两倍于外交时间，那么周恩来的见客时间高达84%。当然，有部分会见可以认为是起作用的会见。不过，如果考虑到周恩来和同伙商量所用的时间，周恩来能有多少时间真正用于国家呢？周恩来为何不专职做外交部长呢？
当局对外国人命牵肠挂肚，对外国灾难心急如焚。将洋人视若父母，将国人视若草芥。美国刮场龙卷风、挪威发生枪击案、日本地震、俄罗斯飞机失事，中国领导人心急火燎打电话慰问。当本国的问题尚且纷乱如麻，百姓怨声载道时，中国却出巨资去履行“大国责任与义务”。近来非洲闹饥荒，美国要求中国作更大贡献，北京马上宣布在早前捐款九千万元的基础上，再追加三亿五千多万元紧急粮食援助。中国援助非洲国家几十年如一日，近年更免除非洲外债逾千亿元。更离谱的是，中国一边大肆拆毁民工子弟学校，一边花巨资在非洲建立希望小学。中国对于日本、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也是大手笔援助。日本大地震，中国捐钱捐物，送去两万吨燃油，并邀请五百名日本儿童到海南度假。当这些日本儿童在中国欢歌笑语时，又有谁会想到中国的地震宝宝、结石宝宝、爱滋宝宝们却在阴暗的角落呻吟呢？——周恩来与现在的某些领导人咋也那么形似呢？外国屁大点事情，周恩来也要亲力亲为！
为何周恩来被很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衷心拥戴呢？原因就在于在毛. 泽. 东为国操劳的时候，他却在和外国人、国内知识分子等人谈笑风生，大作形象工程，再加上文化界控制在周恩来手里，所以一个神话的周恩来出现了。
周恩来的主要时间都用于外交以及和知识分子见面等杂事了，哪有时间为国效力？
1.2
周恩来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1.2.1
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板桥水库决口和石漫滩水库垮坝灾难的主要责任人1.2.2
周恩来是极右派的灵魂人物，是DXP等人的保护伞1.2.2.1
周恩来在很多方面是和DXP一致的（一）周恩来和DXP在计划生育和民族政策上高度一致
参见“1.1.1
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地强推亡国灭种的计划生育”和“1.1.2
周恩来污蔑和分裂汉族、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周恩来和DXP都是幼小离家死不回，而毛. 泽. 东则是常回家看看。
（二）周恩来不愿意看到普通民众幸福
关于职工工资问题。周恩来从我国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针对1956年工资增长过多过快所引起的弊端（点评：这种类型的话，改革开放以后极多，绝大多数民众不愿意听），主张“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首先，工资水平的确定不能脱离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不能脱离农业基础，必须同国民收入物质构成中的消费品数量相适应，“不能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其次，在职工内部要反对两种偏向，既要反对违反按劳付酬原则的平均主义，又要反对在工资待遇上的高低过分悬殊的现象。在反对平均主义方面，周恩来特别强调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收入区别。“不加区别地对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实行一样的工资待遇。如果这样做，不仅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积极性，反而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不利于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点评：这话精英们喜欢听，改革开放后常有）”
关于劳保福利问题。周恩来主张调整过高和不合理的福利待遇，克服一切由国家包下来的错误倾向（点评：这种类型的话，改革开放以后极多，绝大多数民众不愿意听）。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周恩来向全会提出了公费医疗和房租的改革主张。在公费医疗改革方面，周恩来主张“私人诊所，不宜过早过急合营、联营”。主张“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门诊、住院和药品），取消一切陋规，减少国家补贴”。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的一些补充和说明》，1957年9月26日。在房租改革方面，周恩来说：“必须适当地提高职工住公房的收费标准。租金一般地应该包括折旧、维护、管理三项费用。”“对住民房的职工房租补贴，也应该采取措施，逐步取消。”另外，在工资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关系方面，周恩来主张“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直接工资的比重，适当减少附加工资和福利补贴的比重”。这体现了周恩来赞同采取货币工资制度，尽量缩小供给制成分的思想。
（三）周恩来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思想上是和DXP一致的
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虽被全会通过，他的主张在当时却没有也不可能被推行下去。毛. 泽. 东在会议结束前所作的《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不仅同周恩来报告的指导思想有着明显的分歧，而且开始排斥周恩来的正确主张。毛. 泽. 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是“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这同周恩来在报告中主张劳动就业主要是参加农业生产，工业的发展、城镇职工的增加、工资与劳保福利的增长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是不同的，同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主张是相反的。……“大跃进”是批判反冒进的产儿。“大跃进”的许多做法同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解决劳动就业、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正确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大跃进”中，不仅城镇职工的公费医疗和房租的改革化为泡影，而且广大农村也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使几个月就吃空了一年的粮食。这同周恩来尽量减少国家包下来的主张更是大相径庭。（点评：这段话写得云里雾里的，但是周恩来与毛. 泽. 东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讲话，对劳动就业和人口问题、工资问题、公费医疗和房租问题所提出的主张不仅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治国良方，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点评：周恩来的话几十年后实现了！）
周恩来指出，发展经济“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靠国际合作”；“自力更生建设独立经济并不排除和拒绝平等贸易、互通有无、技术进口、相互援助”，“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更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他还指出，“我们应该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优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敢于这样做“就 是有自信心的、也是有自尊心的，也是能够自强的民族”。（点评：这不正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吗？官方也认为周恩来是改革开放的总策划师。）
建国后，周恩来始终宣传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毛. 泽. 东则长期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DXP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在“一五”时期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
陈答才在《周恩来研究论稿》一书的“经济建设思想与探索”部分用10篇文章论述了周恩来和DXP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承前启后、坚持和发展的关系，而周恩来与毛. 泽. 东的经济建设思想则是大不相同的。短文“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周思来关于改革开放的思索”（p189）明确指出：“总之，当我们研谈周思来的这些著作，如同在预习《DXP文选》，读《邓小
平文选》的间类著作，又好像在温习周思来著作。这种感受表明周恩来同DXP关于搞活、开放思想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衔接关系，甚至达到完全合拍的程度。”。
（四） 电影《武训传》将铺就中华民族通往地狱之路（节选）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南海的小礼堂放映了电影《武训传》，由周恩来总理和胡乔木出面召集，一百多位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到场观看了该影片。电影编导孙瑜在三十多年之后的回忆：“电影《武训传》受到全国人民赞扬后，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观看了这部片子。后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我时，我向他汇报了拍摄电影《武训传》的情况，总理很有兴趣地听我介绍，之后，他说：‘对武训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诸多民主人士（点评：你是共. 产. 党人，没有共. 产. 党员的看法吗？）在重庆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武训的活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作了充分的报道。那时，我才晓得他是靠乞讨积钱而办成功几所学校的，实在很不容易，扫盲和教育救国始终是我党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责任，至于电影嘛，我自己认为拍得不错，看了很感动人。
就在电影《武训传》不仅得到了全社会的一片褒奖，而且还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高级领导人赞誉的时候。一九五一年的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毛. 泽. 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从而拉开了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序幕。虽然电影《武训传》宣扬了一种乞求意识而贬低了斗争和反抗的精神，但是对一个已经死去了几十年的人以及以其为蓝本拍摄的一部电影，毛. 泽. 东绝不会如此地重视。毛. 泽. 东所重视的应该是那些党和国家领袖级人物对宣扬了乞求意识而贬低了斗争和反抗精神的《武训传》这部影片的态度，以及他们通过对这部影片的态度而反映出来的真实的思想状态。从对《武训传》的态度上，就能充分反映出这些领袖级人物的思想认识仍然还停留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的历史阶段上。对此，毛. 泽. 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出了严厉的质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 产. 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历史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 产. 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 产. 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更能准确地反映毛. 泽. 东批判《武训传》真正原因的，是毛. 泽. 东在《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现在，估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确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二十四部正史，记满了中华民族因外来侵略而遭受的无尽屈辱与苦难。正是历史上发生过大量的这些非亲历者都无法想象的屈辱与苦难，才使中国人悲怆地喊出了：“宁做太平犬，不为离乱人”。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屡遭外来侵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太过懦弱。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之所以懦弱。就是这种懦弱的民族性格，所以才不仅造就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看客心理，而且更赋予了大多数中国人超限度的忍耐力。如果没有这种超限度的忍耐力，那么从安徽阜阳到深圳创业的那个杨武（媒体报道时的化名），也忍受不了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人毒打并强奸这个长达一个小时的过程。
当年，毛. 泽. 东领导中国共. 产. 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长达二十八年时间的革命过程，也是一个教育、帮助党内许多同志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过程。
（五）反对原子弹建设与周恩来有关
有人对导弹发射基地部队即将绝粮无动于衷，而对人家打沙枣叶子吃却立刻抓住不放告状通了天。周恩来紧急调拨了粮食，却被人中途劫持走——情报居然如此准确，配合居然如此默契。有人没等中央决策就自行开始下马，不但逼得导弹发射基地施工部队和警卫被撤走，而且迫使基地开始遣散科技人员，实际上已经下马了。这边聂荣臻好不容易顶住压力留住了导弹发射基地的科技人员制止了“自行下马”，那边马上来了个釜底抽薪——调走了你搞原子弹的得力干部宋任穷，而且还不准向毛. 泽. 东申诉。聂荣臻为两弹科技人员生活供应找周恩来，但这回连周恩来也调不来物资了，结果是聂荣臻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募捐求援才得以度过难关。（http://eco.guoxue.com/print.php/26720黎阳：谁拍着桌子要中国的原子弹下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观后感之三）
按照上面的描述，周恩来至少是知道谁反对原子弹建设！
1.2.2.2
费尽心机寻找领导人子女却漠视普通共. 产. 党人（一）费尽心机寻找领导人子女
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大姐深情地回忆了一段往事。她说：这是她第二次来到淮安，上一次是六十二年前的1946年。她从小因战乱被寄养在上海乡下，爸爸妈妈非常想念她。是总理千方百计地打听到她的下落，又特地派人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把她接送到苏北解放区，第一站就是淮安。经过辗转跋涉，她终于到达张家口与爸爸妈妈一家团聚。聂力大姐流着泪说，如果不是当年周伯伯的关怀，就没有今天的我。聂力同志一席话，使在座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湿润了眼眶。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同样得到过周恩来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
在战争年代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找到烈士与战友子女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少人还是派人从敌占区找来后送去的。周恩来这样做目的有二：（1）控制领导人后代；（2）打造好名声。
总感觉周恩来找人太容易了点。
（二）漠视普通共. 产. 党人
“烈士遗属有话说—简评温总理对政改的五点看法”中写道“解放前牺牲在白占区的革命烈士，他们家庭财产都被反动派土匪掠夺一空，很多烈士妻子儿女流离失所、受尽人世间种种磨难。……Z.F官方解释说：解放前牺牲的烈士涉及面太广，人数多，照顾不了。实际上这是最无知的说辞。二战后，美国、日本等国Z.F都对二战战亡将士作出应有的赔偿（参看在乌有发表的陈钰堆文章—《让优抚对象成社会弱势群体是Z.F的严重失职》）。日本国在二十世纪初至二战结束总共战亡军人有2300万人（而我国现有烈士遗属只有33万户，就算已故的烈士遗属也统计进来也不超过百万），在战后五十年代日本经济刚恢复初期，日本就对所有的阵亡军人遗属发给2.2兆日元（约合20万美元）一次性抚恤金，并且从1953年以来，阵亡军人遗属每年还可领取30万日元定期抚恤金，从战后至今还分五次以“特别慰问阵亡者遗属”名义每人付给180万日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军人那么情愿为天皇卖命的诀窍！全世界就是中国的“三公消费”、“Z.F行政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最高（占国家财政支出超过30%），而优抚救助款所占的比例最低。对为建立新中国作出更大贡献的烈士遗属，今日所得到的抚恤待遇远远不如日本、美国二战阵亡将士遗属，也不如新中国建国前参加革命、建国后健在的老干部所得到的优惠照顾。”
1.2.2.3
竭尽全力确保DXP上台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分别在法国、英国、德国柏林大学考察学习，在巴黎结识也是勤工俭学之四川人DXP，成为终生好友及革命伙伴。
改开后为右派所推崇而感激；导致了贺龙之死，对陈毅之死也负有责任，签发了一些左派的死刑决定书，包括他的养女孙维世。林彪事件疑云重重。一野四野下降，DXP不上谁上。
（一）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
（1）百度百科
1967年1月，坚持不迁出中南海，反对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2月，在不同场合强调应坚持党的领导、保护广大干部、保持军队稳定。8月，制止外交部“夺权”，果断处置王力、关锋、戚本禹（翌年1月）。
1972年5月，确诊患膀胱癌。5月、6月，主持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8月，提出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1973年3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DXP党的组. 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决定。
1974年6月，离中南海住院治疗。10月，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支持DXP与“四人帮”斗争。12月，抱病飞长沙同毛. 泽. 东商定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
1975年1月，出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Z.F工作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四届人大确定以周恩来、DXP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5月，根据毛. 泽. 东的意见，支持DXP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6月，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冬，嘱咐叶剑英等注意不使大权落入“四人帮”手中。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4]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
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 他协助毛. 泽. 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根据毛. 泽. 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DXP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DXP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DXP、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2）维基百科
1973年11月，江青组. 织会议批斗周恩来，并上纲上线为“第11次路线斗争”。毛. 泽. 东对此批评道有野心的是江青，而非周恩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周恩来夫妇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邓颖超还叮嘱身旁的工作人员：“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遇难身亡，接到电报时周恩来面露笑容说“好了，好了”，周恩来说，林彪叛逃是极左路线必然的极右结果，但毛. 泽. 东坚持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私下说：“他妈的，明明是极左，怎么是极右！”《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周恩来当即失声痛哭。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带病工作
，1973年2月，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这时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10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DXP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12月，周恩来抱重病前往长沙，亲自与毛. 泽. 东讨论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计划”。1975年，DXP出任中.G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大范围整顿。
1975年10月7日，周恩来还不忘提醒杨度曾经加入过中国共. 产. 党，并在DXP探望时，告诫邓须再三忍耐。
（二）官方评价
中国共. 产. 党在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的政治活动做出官方评价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作为接班人的DXP则视周恩来为兄长，称“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DXP对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的评价，基本上代表了1978年后中.G的官方立场，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此外，中.G领导人李先念、陈云、杨尚昆也表示相同的见解：“周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中国共. 产. 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
作为整个文革时期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应当为专案组迫害大批中.G干部负责。对于一些负面评价，中.G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表示：“我们后人研究历史，如果查档案的时候，很可能发现有些错误的档案文件是周恩来签字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决定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主席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对这类事情，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弄清楚当时的形势，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功过。”
中.G改革派的一些老者，都是敬服周恩来的。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0RojhRKfu4就是这个视频，郭兰英的一首《绣金匾》，在4分30秒时插入的旁人评价，带有格外渲染之意，政协副主席，邓朴方，DXP之子动情地说：“总理认为他马上就要去世了，他用最后的力量，来支持我父亲的工作，有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搏，就是生命的最后的一个吼声。”说道最后，邓朴方差不多要哭了。
（三）民间评价
随便翻翻有关周恩来的书，书中只要提到文革，都对他忍辱负重，极力提拔DXP以及保护右派和汉奸赞不绝口，并且很多书都描述了周恩来如何有勇有谋地与毛. 泽. 东斗争。然而，周恩来对右派仁慈却不对左派。
1.2.2.4
周恩来与毛. 泽. 东素来不和（一）周恩来与毛. 泽. 东不和的具体事例
(1)1935年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对毛. 泽. 东的全面打压
黄少群的《1927年至1935年》是1986年开始写，到2006年出版。一本35万字的书从写作到出版经历了20年时间，原因是这8年是党史上最复杂的8年，牵涉到周恩来的许多资料都是绝密的。
黄少群在其《1927年至1935年》的序言中写道：境外的一些史学研究工作者和某些个人，却不管我们的什么“游戏规划”……。其中如龚楚的《我与红军》，王健民的《中国共. 产. 党史稿》，司马长风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严静文的《周恩来评传》，等等。这些书籍对周恩来进行肆意贬损和恶毒攻击。如他们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 泽. 东的，他一去就“夺”了毛. 泽. 东的“党权”和“ 军权”，并特别点出“宁都会议”就是周恩来“刻意安排”专门“整治”毛. 泽. 东的一次会议。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惜笔墨，肆意发挥，将周恩来描绘成是一个冷酷无情、专事斗争、言词尖刻的“专制家长”，而毛. 泽. 东则成了他手下“动辄得咎”、“挨批受气”的“童养媳”。……那时对港台购进来的书刊有个规定，即“内部阅览，不得外传”。唯其如此，更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成为人们竞相猎奇的对象，连不相关的人也都想方设法要找来看看，书中的谣言也就传播得更广了。到了1986年，有位“闻名于世”的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先生来中国专门采访红军长征的有关历史(当然是经中国官方允许的)，随后不久就出版了他那本《长征——前所末闻的故事》一书。……他在书中写中央苏区那段历史时也认为正是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夺”了毛. 泽. 东的“党权”和“军权”，索氏并发表了许多新的“论断式”的语言。如该书写道：周恩来从进入中央苏区后， “直到遵义会议前夕”，都一直是“毛. 泽. 东的对手”，毛. 泽. 东的中央局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攻委的职务，都由周恩来“替代”了，“周恩来与‘三入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道，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他来中国采访时受到了我国官方全方位的优待和访问了太多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因此他书中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人士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和专家学者们都一致认可的。
1932年10月，中.G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会，周恩来主持，史称宁都会议，矛头主要针对毛. 泽. 东。任弼时等中央局领导以临时中央的行动方针为依据，批判毛. 泽. 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军事指挥权，前方由周恩来负责指挥作战的建议。最后经周恩来折冲，通过留毛. 泽. 东在前方辅助周恩来指挥的决议。但毛执意离开前方，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很多文章也都提到了周恩来多次想除掉毛. 泽. 东，但是毛. 泽. 东通过韬光养晦等形式惊险地避开。这方面的文章需要认真研究。
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后来这样叙述：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 泽. 东同志也不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2）毛. 泽. 东与周恩来在1935-1949年之间的明争暗斗
1943年，中.G中央所在地延安进行整风运动，毛. 泽. 东、刘少奇等指责周恩来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并且犯有与胡宗南交涉不当等过失，周恩来被迫认错并多次公开检查。此段时间，因周恩来曾与王明共事，而被毛. 泽. 东、刘少奇等定为“经验宗派代表”和“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受严厉批判斗争，周被迫承认“我连续犯了罪过”、“中心关键在于反毛. 泽. 东”、“宁都篡军为最高峰”、“一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专程向延安发信，表示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1944年1月毛. 泽. 东连续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其与周恩来关系非常好，并无矛盾。
邓颖超日记启封：周恩来后悔给毛抬轿子。1944年5月21日，中.G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 泽. 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 泽. 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3）周恩来在1950-1966之对毛. 泽. 东全面发起进攻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 泽. 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G党委书记会议，毛. 泽. 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并表示“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周恩来被迫作检讨。1月11日，毛. 泽. 东又主持召开南宁会议，并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5月15日召开中.G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被迫再次进行检讨，大会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会后周恩来向中.G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1958年6月9日，中.G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 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DXP、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但在此前后周恩来被免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外交部长等兼职，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58年8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主席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
（4）1966-1971年毛. 泽. 东为夺权和改造国民性格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6年冬，红卫兵冲进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某军头调军入京，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扫射，用周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文革后来访的斯诺透露的）。1967年的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三又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锺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
1967年1月26日
下午，周恩来总理接见包括工、农、学、干各方代表的浙江省革命造反代表时说：“今天，你们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参加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太幸福啦！不过，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一旦没有毛主席，你们都得要作好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点评：这是赤裸裸地威胁要再搞一次四·一二大屠杀啊！）” 周总理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就三面红旗问题周总理继续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收藏七千人大会资料，油印本）资改派们害怕周恩来的这句话传出去，在编纂的现行的《周恩来选集》里，把这句话删除了。
文革期间，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DXP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免受红卫兵冲击的都是周恩来的嫡系。毛. 泽. 东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能直接对阵开战，周恩来却借机除掉曾经批评过他的刘少奇。当然，如果毛. 泽. 东知道周恩来是极度变态的人，毛. 泽. 东无论如何也要搞掉周恩来的！
1968年，周恩来极力维护工农业生产，制止武斗，解放干部，促进联合。12月4日，向新华社指示：对外宣传中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970年6月，周恩来批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共. 产. 党九届二次会议上，毛. 泽. 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听他讲活学活用毛. 泽. 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 泽. 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 泽. 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当时令听众吃惊的还有，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国共. 产. 党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 产. 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 产. 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这篇谈尊重经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 产. 党，已成流行词汇，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中国共. 产. 党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错，终生后悔。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
1971年4月，周恩来指出：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
（5）周恩来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起开始全面反扑
1972年5月，周恩来发现癌症。8月，再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
1972年10月，他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可以边学习，边劳动。”人们都知道，“文革”中批判所谓“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推行了一套“左”倾的教育政策。1971年发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大学招生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周恩来在这个被视为“文革”重要成果的“规定”刚刚公布一年之际，就提出“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论点，这不能说不是对“左”倾教育制度的一次勇敢的挑战。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个报告，全篇渗透着“要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
1973年10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敦促加速解放干部工作。
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 泽. 东，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进毛. 泽. 东书房。会见结束时，DXP、乔冠华和主席告别后就走出书房的门，杜修贤一看，总理还站在门旁……毛. 泽. 东送客走到门边，和站在旁边的周恩来的目光相遇，瞬间，一脸的微笑飞逝而去，立刻忧伤地垂下眼帘，这速变的表情令杜修贤惊诧不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端起照相机，镜头对准他们的身影……镜头里，毛. 泽. 东忧伤地耷拉着眼皮，头稍稍地低着，苍老的脸上布满愁容和病容。已经十分消瘦的周恩来用温馨睿智的双目深情地正视着毛. 泽. 东。周恩来一边看着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毛. 泽. 东，一边慢慢地伸出手，毛. 泽. 东也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周恩来和毛. 泽. 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1975年9月中旬，江青批判《水浒传》，批判宋江的“投降派”。这“投降派”的帽子又是抛向谁的？周恩来明白，这顶帽子是为他设计的。当他被推向手术室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激动，对所有走在手术推车两边的人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声音里充满了对身后鞭尸的忧虑和恐惧。推车在将周恩来推到手术室的门口时，他突然说：“张大夫，你叫一个小平同志。”这时政治局的委员们已经和总理一一握手，正站在走廊里，目送总理的推车进手术室。“小平同志！总理叫你。”DXP连忙前几步，一把握住总理的手。 “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周恩来用最大气力高声说。（周恩来的最后时光）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 泽. 东拒往探视。
茅于轼的鼎鼎大名就不说了。此人有个优点，说话有点实在。到了茅于轼嘴里，周恩来成了毛. 泽. 东不共戴天、极其痛恨的仇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还编造出临终前的“恶毒折磨”等等闻所未闻的谎言。(向东.茅于轼何以狗急跳墙（上）. http://bbs.news.qq.com/t-613644-1.htm)
1976年9月毛. 泽. 东主席逝世后，在组. 织悼念活动中，有中央首长守灵的安排。轮到聂帅守灵时，恰巧他的心脏病发了，不能参加，于是让秘书代他写报告向中央请假。当时由于江青还是主席夫人，向中央写报告时最后加了一句话——望江某人节哀多保重。聂帅看了，让把这句话立即勾掉。他说，我就是向中央请假，不要写那么多（百度百科：聂荣臻）。
（二）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性质的判断是错误的
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毛. 泽. 东则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薄一波记载，周恩来在1962年10月11日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硬地说：“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一百年的历史证明，周恩来是错误的。
（三）周恩来认为民主是目的，而毛. 泽. 东认为民生才是目的，民主只是手段
建国后，毛. 泽. 东在1957年7月提出了要造成民主集中制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毛. 泽. 东的提法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而周恩来在同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对民主的表述是：“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
在上年7月所作的《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中，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这样，周恩来把民主作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终极目标来认识、阐述，较之毛. 泽. 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认为民主“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要深刻得多。（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鲜明特色. P63）
毛. 泽. 东的表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操作方便，而周恩来的表述却是绕来绕去，玩文字游戏。历代资改派精英，总是亲自制造了中国的大量民生问题，而又毫无羞耻地在其掌握的电视台和媒体上大谈民主。所谓自由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人民的遮羞布罢了。
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最深厚的历史秉性，就是其卖国主义的汉奸特性。这个特性决定了他们不会套搬甚至十分敌视欧洲法西斯主义，因为欧洲原始法西斯主义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秉性，希特勒、东条英机就是欧洲原始法西斯主义的典型代表。中国极端右翼势力需要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而作为欧洲法西斯主义变种的美国麦卡锡主义，恰恰符合了他们的政治要求。美国麦卡锡主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美国的一种法西斯主义，其特点是以自由民主论取代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优越论。德国纳粹的原则是，为了日耳曼人，可以随便把任何人关进集中营；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原则是，为了自由民主，可以随便把任何人关进监狱。而所谓的自由民主，则严格限定在资本自由和资本民主的范围之内，凡是超出这个范围的则一律坚决镇压，不需要任何解释的理由。虽然期间欧洲原始法西斯的种族主义在美国也仍然十分活跃残暴，如白种人组成的“三K党”，天天晚上以射杀黑人为乐，但是把美国变成一座大监狱的，则主要是麦卡锡主义，黑人只不过是同时遭受到麦卡锡主义和种族主义更加悲惨的双重残害而已。由于美国麦卡锡主义为建立资本自由和资本民主而不惜践踏一切的极端残暴性，以及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漂亮形式，十分符合当今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的政治要求，于是“为了自由民主不惜滥杀无辜”的麦卡锡主义，便如同麦当劳肯德基一样，迅速成为遍及中国的新兴法西斯势力。
这样，中国卖国主义汉奸集团，便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十分神圣而崇高的外衣——自由民主。自由民主这个原本十分神圣崇高的词汇，也就由当初美国麦卡锡主义作恶多端的工具，变成了如今中国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作恶多端的工具，变成了普世价值派作恶多端的工具。民主完全成为从事各种罪恶勾当的公开招牌，诸如“等民主了，杀你全家”，“为了民主，为美国带路”等邪恶口号，便堂而皇之地成为当今中国的流行口号。“民主”也如同“改革”一样，将要成为中国老百姓政治词典中最为恐怖的名词——在改革的名义下，可以随便掠夺；在民主的名义下，可以随便杀戮。
在中国，民主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杀戮工具，是因为这里的“民”并不包括人民大众，而只是专指极少数富人。……如果一定要把老百姓包括进来，则被称为是“大民主”，而“大民主”在普世价值派的词典上，30年来一直被妖魔化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这就是为什么普世价值派一方面天天叫喊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又推行法西斯主义和白色恐怖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中国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之间生死对立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表面看上去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往往都是一些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法西斯野兽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的政治词典里，老百姓根本就不是民！
（四）周恩来阻止了毛. 泽. 东对马克思主义中毒素的清除
何新的《统治世界》412页，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就是俄罗斯的共济会员发动的，迫使沙皇在3月2日退位，罗斯切尔德家族终于完成他们的复仇愿望，报复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102年前的1815年妨碍了他们的全球Z.F计划，以及在53年前的1864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维也纳会议上，公开支持亚伯拉罕 林肯总统。周伍豪的深谋远虑与此极为相似。
目前已知，马克思主义中宣称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是极其错误的，其目的是制造阶级矛盾和消除无产阶级的国家与民族意识，这已经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一个杂种国家是没有任何凝聚力的。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极为明显，共济会制造民族分裂和民族矛盾并且大量引进外国人，淡化中国人的国家和民族意识。
犹太人设计了带有剧毒的共产主义和本身就是剧毒的自由主义分别用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马克思批判犹太人来划清马克思与犹太人的界限。当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犹太人通过内奸列林和斯大林、周恩来等利用残留的资产阶级和想搞腐化的新生资产阶级再毁掉社会主义国家。
毛. 泽. 东本来是可以完善共产主义的，然而由于周恩来的强力破坏，毛. 泽. 东在其身前没有成功，但是毛. 泽. 东思想是对马克思理论解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是极为先进的理论，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同时，有必要指出，我们不能学习希特勒的极端思想，但是希特勒关于清除共济会垃圾思想的努力是值得借鉴的。
1.2.2.5
修正主义分子邓颖超
邓颖超同志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协助周恩来同志保护了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知名人士，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邓颖超同志始终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她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以顽强的拼搏精神继续为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地工作。她积极参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新时期我国对外友好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1988年，邓颖超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以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精神，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注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印象中，胡耀邦在新疆和西藏搞神马独是等印钞陪同的，而邓的实际地位高于胡。
1.3 周恩来不是投机分子
周恩来没有理想主义者的执着和坚定，这一点多数人是同意的，例如很多知识分子欣赏他的中庸。老写违心的检讨委曲求全，这种人格值得中国人民学习？
周恩来从来不是爱国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表现得中庸其实是为间谍掩护。凭直觉也不对啊，哪有汉奸和爱国者都爱戴的人！？这绝对不是中庸可以解释的。
小超听着别扭，年轻时候还可以，干革命很多年了，尤其是老年为何不称为老邓。一般人无所谓，但是邓颖超是革命元老啊！看看共党历史，早期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即便在他们只有20来岁的时候，往往也互称老某。这种感觉不对！
那么，周恩来是投机分子吗？对于大多数头投机分子来讲，所追求的无非金钱、地位、美女。4.12前周恩来的地位已经很高，如果改换门庭，投入蒋介石麾下，即可享受荣华富贵。周恩来对三者都没有兴趣。
周恩来和已知的中.G投机分子很少有共同点。
2
周恩来很可能是间谍
4.12后周恩来为何留在共党内呢？周恩来既不是爱国者和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投机分子，那么他是什么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死掉后，新华通讯社内部刊物《参考资料》转载了香港一家刊物上的文章，称周恩来“以伍豪之名幕后操纵”“四·一二”事件。由于群情激愤，来信责问，新华社不得不在下期刊物上表示道歉，说是疏忽大意造成的错误。
“伍豪之剑——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特科”的作者这样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将军在病逝前夕致函DXP和杨尚昆，他“要求将中央特科的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中.G中央批准。
然而，时至今日，对中央特科的研究仍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记实性书籍和为数不多的文章。以至于在今天的读者中，甚至在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中，中央特科的历史依然是相当陌生的东西。这与中央特科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是极不相称的。”另外，据作者目前所查找到的资料，中央特科的处决叛徒的神奇也只在上海上演，其他地方未见有报道。根据作者所查文献、视频等资料，周恩来在上海期间很可能是为蒋介石服务的！
2.1 五次脱险过于奇特2.1.1
四·一二政变，被斯烈扣留天主堂
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 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 产. 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 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 产. 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 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 产. 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
2.1.1.1
周恩来四·一二脱险的几种说法
（1）周恩来在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
周恩来在1957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敌人是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该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的副指挥也去了。”他们一去,斯烈的态度仍然很客气,但拖着不让他们再离开,同时就对工人纠察队下了手。12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后,立刻要原来同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络的共. 产. 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
（2）1973年周恩来对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说辞
这时，周恩来在哪里？官方的《周恩来传》与《年谱》都语焉不详。还是周恩来晚年自己讲了出来。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那天上午，周恩来来到上海大厦18楼等候外宾，在贵宾室，他走上外边的阳台，俯视着黄浦江和外白渡桥，旁边有一座英国式的老建筑，是浦江饭店。周恩来告诉上海陪同人员：“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周恩来讲起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 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第二天，邓颖超向陪同人员证实了此事。她说：“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 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礼查饭店是美国人在1910年建的一幢6层楼高、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尚未建成之前，这是上海最豪华的宾馆。西方名人政要来上海，多下榻于此。由于地处租界，又是名流荟萃之地，国民党当局是不敢上门捉人的。礼查饭店价格昂贵，周居住的311房间是套间，当年的房价是每天12元，相当于上海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据记载，4月25日，释放周的国民党军师长斯烈通报：国民党悬赏2.5万元缉拿周恩来，周此时应该正在酒店隐蔽。5月中.G在汉口召开五大，周被缺席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5月下旬，周才秘密乘坐英国轮船到达汉口。……周恩来在白色恐怖期间能隐身豪华宾馆，实属特例。（刘统（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共. 产. 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上）. 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
周恩来的这一说法与其他人的说法不一致，下面仅举3例：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仍留在上海，继续领导我们上海工人进行斗争。他常常在晚上到纠察队员家里开会，帮助恢复建立党的地下组. 织，领导工人进行地下斗争。（上海机修总厂退休老工人孙长胜. l977年1月12日《文汇报》）
周恩来在14日转移到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这里离市区较远,偏僻荒凉,附近居住的人大多是昊淞机器厂的工人。（王永钦广东党史，2000年6期）周恩来在四一二大屠杀前后的斗争（上）.
陆立之在讲述了4月12日凌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的事情后，紧接着说：“周恩来、徐梅坤都彻夜未眠,但他们并不休息,立即叫我们动员群众赶到闸北青云路,在上海大学外的广场上,召开紧急群众大会。主席台上,周恩来、徐梅坤、赵世炎、徐玮等决定游行示威,向卫戍司令部“请愿”要求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主席团指定我为领队人……当时周恩来嘱咐徐梅坤和徐玮闸北区少井书记到普善山庄、同济善堂收抢的尸体中去找我的下落,知道我幸免于死他很高兴。上海白色恐怖嚣张。周恩来避居到江湾的孙津川之家,由徐梅坤陪伴孙的老母亲,化装护送周恩来登上英商怡和号轮船,去了武汉。我也奉命偕同杨贤江随后去武汉。杨贤江在汉口主编《革命军日报》,我响应周恩来、瞿秋白号召,入武昌普卫团团长侯连瀛滚充当了志愿兵）。”（陆立之. 我在“四一二”政变前后. 百年潮，2000年5期）
陆立之并未提到周恩来历险的事情，但是未指明“周恩来、徐梅坤都彻夜未眠”是11日晚-12日凌晨还是12日晚-13日凌晨。
（3）子虚乌有的周恩来第二次被捕事件
http://bbs.tiexue.net/post2_5670517_1.html
四一二政变时，周恩来曾经被国民党26军第2师师长斯烈诱捕过，后来，罗亦农托26军党代表赵舒将周恩来营救脱险。这件事是见诸史书的，没有争议。 最近，网上又流传出周恩来第二次被捕的说法。说他被赵舒营救出来后，一个人雇个小船跑到了浦东，结果又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他的一个黄埔学生叫鲍靖中，时任该团团长，出于对老师的敬仰，把他释放了。当时的师政治部主任、黄埔一期生酆悌虽然看出来了，但出于对周恩来的敬重，也装作不知道，默许了鲍靖中的行为。解放后周恩来还专门到南京找到鲍靖中表示感谢，云云。
（4）邓颖超的说法
四一二事变后三天，广州发生了四一五的清党事件，开始大规模逮捕并屠杀共. 产. 党员。周恩来在广州时居住的广东区委军委机关被搜查。住在那里的三个同志(麻植、穆济世、朱凯)被捕后，一人在第二天被枪杀，两人死于狱中。邓颖超那时因难产后身体没有恢复，住在医院里。她怀的男孩没有活下来。陈铁军化装去找她，要她赶快离开。周恩来去上海后，他们之间长期音讯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她也不知道是周恩来参加领导的。这时，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她赶快到上海用化名登报找他。当时局势已十分严重。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出于对革命者的同情，连夜把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然后由护士送地上了去上海的轮船。到上海那天，正好是五月一日。那时，“伍豪”这个名字，国民党还不清楚，就由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署名，登报找寻伍亲。周恩来看到后，立即派人去把她们接走。邓颖超先在一个医院内躲了两个星期。以后找了所房子，周恩来在那里一起住了几天，就先动身去武汉了。
由于上海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是晚上九点钟走的，只由一个交通员悄悄地带他到虹口码头搭上一艘英国轮船。周恩来化装后，躲在三等舱里，两天没有出来。同船的有带着武器的保卫人员。船过芜湖时最为紧张。到了九江，才算松下一口气，周恩来也可以换上便装，到甲板上同别人见面了。到汉口的时候，恽代英开汽车到码头来迎接，把周恩来接到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居住。周恩来到达武汉，已是五月下旬。（《周恩来传》 , 第165页 ）
邓颖超说““伍豪”这个名字，国民党还不清楚”。然而，当时，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各车站码头，到处贴出了由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颁发的通缉令：……查共党元凶伍豪(真名：周恩来)潜匿沪上，有拿获者重奖现洋8万元。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然而中.G却派他回到广州工作，结果很快被捕。在国民党反动派开枪之前，面对大批围观的百姓，陈铁军大声呼喊道：“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国民党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此时周文雍仅23岁，陈铁军24岁。——最震撼人心的婚礼誓言！
2.1.1.2
罗亦农与“叛徒”何家兴和贺治华之死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 产. 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 泽. 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政治局常委、组. 织局主任罗亦农于1928年4月15日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与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4月21日在上海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中央特科内线很快查明，这是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治华出卖所致。各负责人在紧急搬家的同时，“红队”人员便以办喜事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治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
这对夫妇认为革命太苦，自己又掌握大量党内机密，以为奇货可居，遂与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接洽，向一位帮办交涉，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350多名共. 产. 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元和护照，租界当局当即答应。
对于贺治华的结局，据《邓颖超传》载：贺治华后来回到四川老家，又嫁了人，在解放前病死。《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一书载：贺回到四川开江县，和后夫又生了两个女儿。1938年，“宁杀错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天突然追捕而来，把贺治华从房里拖出来，当着她两个女儿的面，在院子里把她残暴地枪杀了。朱德与贺治华的女儿朱敏说贺治华活到了1940年，但从李维汉的回忆看，贺治华却一直活到了“文革”时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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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 19:02
发表于 2019-1-30 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