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退回35年前的1984年。
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一个名叫米暂沉的回族委员写了一个提案，不同意用“炎黄子孙”指代中华民族。他认为炎黄子孙只是汉族的祖先，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祖先，所以这个提法不利于民族团结。
第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就此事下发文件，说“今后对此词使用的意见是：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还是用‘中华民族’代称中国各族人民更好一些。鉴于‘炎黄子孙’一词今天在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有积极作用，今后这个方面的个人署名文章、一般性谈话以及对台宣传中，仍可沿用。”
进入90年代，一些少数族群代表继续对“炎黄子孙”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贵州省台江县的代表张明达等提出《请中央通知有关部门，不要再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词取代宪法规定的“中国各民族” 的提法，以利民族团结的建议》。
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张明达等代表又一次郑重提出议案“请中央行文通知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单位和各广播电视部门，不要再使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说，以利民族团结的建议”。
1997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一频道推出了14集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
该剧以五千年前的传说时代为舞台，以汉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为中心展开，把炎黄二帝塑造成慈祥、正义的君子，是给人类带来文明的智慧的化身，而作为炎黄对立一方的“九黎·三苗”部落首领蚩尤，则被描写成一个愚昧、残暴，给人类降临灾难的恶魔。
电视剧播出后，围绕剧中反面角色-蚩尤的描写和评价问题，引起了苗族知识分子们的异议和不满。
他们指出，蚩尤作为苗族的祖先，也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之一，而在《炎黄二帝》中，对于蚩尤的丑化描写以及部分汉族学者对于蚩尤的评价，明显是把蚩尤剔除在“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以外，事实上否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起源的观点，“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为地割裂一体的中华文明，有意识地在中华文明里播撒下互相排斥的种子，伤害参与创造中华文明各民族的民族感情，损害中华民族的团结。”他们认为：“电视剧《炎黄二帝》播映后所产生的离心力，可能会逐渐加大，不满情绪将会蔓延……”
在以贵州苗学会的苗族知识分子们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社会发起的集体抗议行动下，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没有再重播。
1999 年5月到6月间，湖南电视台播放了由河南新华分社等单位合拍的20 集电视连续剧《釜山大结盟》。
该剧和《炎黄二帝》一样，同样是以远古时代有关在炎帝、黄帝、蚩尤之间发生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为题材。剧中对蚩尤的丑化描写，与《炎黄二帝》如出一辙，并且还安排了“大苗”“二苗”“三苗”与蚩尤一道，去侵犯炎帝、黄帝的剧情，以此暗示蚩尤与“三苗”之间的关系。
这部电视剧刚刚播出，就遭到强烈抗议，三大方言的苗族知识分子们首次集合在一起，以“全国各界苗族人士及蚩尤族团平反委员会联合抗议”的署名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公开的抗议书。
抗议书中指出，《釜山大结盟》中对苗族先民蚩尤的丑化，是“试图挑拨民族关系，诱发民族仇恨，扼杀民族精神”。进而对汉族社会中“民族不平等”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批判，现将该抗议书一段内容节选如下：
《釜山大结盟》的播放说明，苗族先民被歧视、被否定、被抹杀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严重存在，如现行中学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材原始社会部分对蚩尤族团的伟大历史贡献一点也没有提及,教育中华民族子孙一书《上下五千年》的作者们对蚩尤族团也采取否定丑化的态度……。
有关部门允许《釜山大结盟》剧的编导与播放，是新时期丑化中华民族始祖、丑化侮辱苗族，试图从精神领域扼杀苗族的集中体现，是引发民族仇恨的导火线！
在这封充满了火药味的抗议书中，可以看到，苗族知识群体们对于“炎黄热”中不断出现的“褒炎黄、贬蚩尤”的现象的反感，不仅把对电视剧的指责提到“侵犯苗族人权”“破坏民族团结”等政治高度，并且对于在其他领域如教育中存在的苗族先民“被抹杀”的现象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在来自苗族社会的强烈抵制下，《釜山大结盟》一片在放映途中就很快被迫停播。
到了2002年，广电总局发出《要求切实把握好民族宗教宣传的正确导向的通知》，其中第二条说：“宣传中华文明史要多提‘中华民族’的概念，慎用‘炎黄子孙’的概念，注意表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
2010年一月，《中国民族报》发表题为“拜年活动的民族象征意义”的文章，对教育部倡导全国学生在网络上开展的“给祖国××拜大年”活动之内容提出不同意见。倡导中，第一拜是拜壮美河山，第二拜是拜炎黄始祖。文章认为“关于‘炎黄子孙’的叙事，是汉族的祖先想象……对于汉族学生来说，祭拜炎黄或可说是天经地义，但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这样的活动内容就不适宜了，因为这可能与他们的祖先想象有冲突。”
在2009年一次有关族群和边疆问题的重要讨论中，北京大学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马戎教授提醒说：“我们在当代构建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下，要充分考虑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历史演变的复杂性。近些年来，炎黄文化成为我国学术研究和媒体宣传的热点，‘炎黄子孙’在许多汉族人的观念里似乎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我们必须面对如何划定中华民族民族认同范畴的问题，即‘炎黄子孙’的称呼是否适用于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今天我们使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作为‘中国人’的代名词是否合适?” 更有少数族知识分子尖锐地提出，“把炎黄子孙等同于中华民族的全体，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这种倾向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国家安全。”(《中国民族报》2009年4月3日)
“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是究竟仅仅属于汉人，还是也属于其他族群的有关他们的祖先和起源的概念?这个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用法赋予一个概念的内涵和不同的人对它的解读。“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在一派眼里有损族群团结和国家统一，在另一派眼里却正是国家凝聚力的来源。
把时间继续向前推，至少从南北朝时期，就有少数民族领袖想当“炎黄子孙”了。
《晋书》称鲜卑人慕容傀之家族族源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晋书》中又记载，鲜卑贵族慕容云的家族源始为：“祖父和，高句骊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
赫连勃勃，为匈奴右贤王后裔，然而根据《晋书》，他曾对别人说：“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
魏晋时期有许多羌人在关中地区聚族而居，他们中的一些豪酋家族也攀附黄帝之裔为其祖源。如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据称是有虞氏之苗裔。一篇碑文，《隋钳耳君清德颂》，记载着关中羌人着姓钳耳家族的祖源为“本周王子晋之后，避地西戎，世为君长”——这也应是该家族自我宣称的祖源。另一关中羌人巨姓，党姓家族，根据《元和姓纂》，他们自称是夏后氏之后。
统一北方的鲜卑拓跋氏也未能免俗。《魏书》记载，拓跋氏的祖先源流如下：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道光《茂州志》称当地五个土百户（土著首领）的祖先都来自汉区；大姓、小姓、大姓黑水、小姓黑水四土官家族的祖籍都是“湖广”，松坪土官的祖籍则是陜西。
直到20世纪二十年代，少数民族头人们仍攀附汉人祖源，模仿汉人乡绅习俗，并以此向邻人（本寨子民或上游村寨人群）夸耀。他们嘲弄、歧视这些邻近人群，但同时他们也被邻近之下游人群及外来汉人歧视。村寨百姓模仿、攀附下游“汉人”或本地头人家族的文化习俗（包括汉姓与溯及汉人祖先的家族历史），并以此夸耀以自别于上游的“蛮子”或本寨其它家族。
土司自家人曾告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调查者黎光明等人，谓本家族为汉人移民后裔，称“河南人有桑国泰者，在张献忠剿四川以后带了四个儿子到四川做移民……。四子桑鹏，便来此刻的汶川，到土司家里承袭了土司职”云云。
在1983年，邓小平就说过：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要统一，不统一就没有出路。
1986年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他在回答台湾和大陆统一的原因时说：这里面首先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凡是炎黄子孙，就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能够统一。
今天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皆以“炎黄子孙”自称并以此为荣，不仅仅是在谈论血源性，“炎黄子孙”称呼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文化内涵。人们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就是把自己与炎帝、黄帝这样的中华始祖联系在一起，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而辉煌的历史，中国是有着举世瞩目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并由此生出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
今天“炎黄子孙”终于在官方媒体出现了，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又一步骤。南北朝时期汉人和少数民族矛盾尖锐，那时少数民族领袖还以“炎黄子孙”为荣，到了当今，为何还有人把“炎黄子孙”视为破坏“民族团结”，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发表于 2019-6-3 00:23
发表于 2019-11-18 00:37